前言

1950年，在土地改革政策的实行下，很多人被划分为了“地主”，而在毛泽东的故乡中，自然也少不了“地主”的存在。

郭梓阁就是其中一位“地主”，而他却与众多“地主”又有些许的不同。

在建国之后，毛泽东多次向家乡亲友询问与郭梓阁有关的事情，还多次给他寄去了生活费，总计900元人民币。

那郭梓阁究竟是何人呢？为何成了“地主”还能让毛泽东如此挂念呢？而他们二人的渊源，要从毛泽东只有13岁的时候讲起了.

私塾里爱读小说的学生

1906年，韶山冲朝阳村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上稳步走来一个高个子少年。少年10多岁的样子，却很有大人风度，显得文质彬彬。

一路到了山上，少年把斜跨在身上的书包轻轻一放,敏捷地爬上一棵板栗树，这才显露出他这个年龄该有的调皮和天真。一树碧绿的叶垂着棕色的毛球，煞是可爱，深秋的毛栗子甘甜芳香，少年从树上摘了往下扔，约莫着差不多了，跳下了树，往书包一装，刚好满满的一书包。

少年背着书包正预备往来路走，一个年长几岁的少年迎面跑来，急切地说道：“润之，你什么时候离开的?书背完了吗?待会先生回来，背不出，会挨板子的。”

被称作“润之”的少年毛泽东抛了一个刚摘的毛栗子给他，不慌不忙地笑道：“承奎兄，你别急，我背完了，待在屋里实在闷，才上山的。”

“承奎”是郭梓阁的字，他比毛泽东大4岁，毛泽东寄住在他家，他把毛泽东当成自己的亲弟弟，在生活上十分照顾。

两人进了蒙馆，毛泽东打开书包，招呼大家来分享他的果实，还留出了一份给塾师。小伙伴们兴高采烈，掰开毛栗子，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水浒传》。

不多久，一个青年拿着本古籍走了进来。众人见了，纷纷回到座位上坐好，蒙馆里顿时鸦雀无声。看着满地狼藉和毛泽东留给他的那份“重情”，年轻的塾师哭笑不得。

为了教育这位调皮胆大的学生,他语气严肃地质问：“谁叫你跑到山上去的？”

毛泽东没有一点畏惧，回答道：“没有谁叫我，我觉得待在屋里背书很闷，就上山了！”塾师年轻，脸皮薄，居然被气得满脸发红。

于是，蒙馆里经常上演的戏码又开始了，塾师点书，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塾师见背书难不倒他，便指着私墊院子中的天井说，“你给我赞‘天井’”。

毛泽东想了想，不慌不忙地吟道：“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塾师毛宇居是大毛泽东12岁的房兄，听了这首即兴而发的诗，他心里不禁赞了个好，再回头看看在座的郭梓阁等学生脸上都是佩服神色，难怪这些学生隐隐以毛泽东为首。

毛宇居对这个天资聪颖、“状况百出”、不叫自己“先生”而非叫“大哥”的学生，感到颇为头疼。毛宇居采取多点书的方式想以此教育他，可毛泽东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要他背的他都能背出来。毛宇居要学生们做破题文章，毛泽东也是做得很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别人做。

私塾里教《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子集，毛泽东爱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杂书”。他在杂书上放着正书作掩护，偷偷地看。在毛泽东的带动下，私塾里的同学也爱看小说。

毛泽东曾回忆说:“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

毛泽东在广泛地阅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善于思考。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他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并希望找出答案。直到两年后，他逐渐得出结论: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

井湾里私塾在距上屋场约10华里的地方，是郭伯勋为郭氏子弟办的蒙馆。郭伯勋是韶山冲的著名中医，曾编撰《医学八字诀》和《医方集解补削》。

井湾里私塾总共招收了七八名学生，学生全是寄宿。因郭家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相熟，破例招收了毛泽东这个唯一一名非郭姓的学生。私塾办在郭家大屋正中的堂屋内，大屋前面住着郭梓阁一家，后边则住着郭梓阁的伯父郭伯勋。

郭家十分喜欢懂礼貌、学习好、勤劳动的毛泽东，郭梓阁、郭梓材两兄弟都在私塾读书，与毛泽东是同学。毛泽东与他们同吃、同睡、同学习，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郭梓阁在“福寿全”南杂店不顾危险藏匿毛泽东

昔年弹丸之地的韶山冲，有几个名气远扬的招牌，连周边相邻县都有口皆碑，其中一个叫“福寿全”南杂店，一个叫“毛义顺堂”。前一家的当家人叫郭石桥，后一家当家人是毛顺生。

这两家关系密切，不仅在生意上互相扶持，而且两家的下一代感情深厚，互为兄弟。郭石桥就是郭梓阁的父亲，毛顺生是毛泽东的父亲。

郭石桥是小商人出身，不仅经营“福寿全”南杂店，还办过邮政代办所。他经商有方，重情义，好交游。

毛顺生也是很有经济头脑，经营谷米、猪牛等，生意做大了，光靠银元、铜钱来周转不够，就自己出了一种“义顺堂”的票子，代替货币。

毛泽东的表侄文九明曾介绍说：“用‘义顺堂’，到别的地方买10头猪不带一分钱可以赶得动；借上百块银元，走就是的；出谷没带钱，担起走就是的。”

“毛义顺堂”得到了韶山冲周边商界的认可。当时，不止是郭家亭的“福寿全”南杂店，还有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杨林的“毛重庆”、银田寺的“长庆和”等商铺都与“义顺堂”有很多生意往来。

虽然“义顺堂”做得大，但毛顺生生性勤俭，对于子女管得很严，很少拿钱给他们花。毛顺生想要长子在家学做生意，不太赞成毛泽东外出求学，且觉得长沙读书花费太多。因此，毛泽东常常捉襟见肘。

此时，郭梓阁兄弟在乡下跟父亲学做生意，而只要毛泽东向郭家借钱，郭家每次必定慷慨解囊。毛泽东每逢假期回家，也总是爱到井湾里拜访老同学郭梓阁、郭梓材兄弟，向他们讲述自已在长沙的见闻和感受，三人讨论对时事问题的看法。

十几年后，两家父辈离世，但郭梓阁、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真诚友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及个人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不同的是，“福寿全”南杂店的当家人换成了郭梓阁，“毛义顺堂”的当家人成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

然而，1921年，毛泽东回乡教育亲人说：“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就这样，他带领全家就这样离开了韶山，舍小家为大家，投身革命。

20年代初期，“毛义顺堂”仍由毛泽民千方百计维持着，只是其产出的一大部分都转移到了革命事业上，它的名气和利润自然也再不能与“福寿全”南杂店相提并论。

“福寿全”南杂店在郭梓阁的精心经营下，为带动韶山的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有光荣的革命史，郭梓阁兄弟为韶山农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回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通过与乡亲们的接触和调查，他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向他们讲述现在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形势，以及农民最关心的贫困原因和脱贫的办法，以此来启发他们的觉悟。

毛泽东不仅四处走访做社会调查，也以打牌为掩护在上屋场召集积极进步分子开会，还经常与一些秘密农民协会的骨干来郭家的“福寿全”开会。

郭家亭“福寿全”南杂店的主人郭梓阁则帮毛泽东他们站岗放哨，打掩护，尽心招待他们。因为郭梓阁等郭氏族人的保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在“福寿全”南杂店安全地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大力推动了韶山农民运动的发展。

7月10日，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在郭家亭郭氏祠召开。7月30日，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也是在郭氏祠召开，改组了教委（掌管行政)和学委会（掌管经济），选出了十多个进步教师担任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楼

郭家亭“福寿全”南杂店和郭氏祠成为农运发展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郭梓阁兄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虽然郭梓阁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正是基于对郭梓阁的信任，有一回，毛泽东遭国民党枪兵追捕，他跑到了郭梓阁的“福寿全”南杂店。

情况万分紧急，当时正在清理货架的郭梓阁，一见毛泽东急匆匆跑来，来不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看到后面远远的有追兵，郭梓阁来不及思考，立马就把毛泽东藏到囤货房。

看到毛泽东藏匿好之后，调整了一下心态，连忙将闯进大门的枪兵连哄带骗地撵走了。

可当枪兵离开后，郭梓阁依旧觉得不安心，为了防止枪兵们杀个回马枪，郭梓阁立即将毛泽东转藏在郭氏祠堂的楼上，由他的妻子负责送饭，自己在外放哨。

夜晚，在黑色夜幕的掩护下，郭梓阁悄悄地将毛泽东转移，才使他安全脱险。

毛泽东说：“郭梓阁是个好人”

韶山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群山环绕下，抬眼望去都是嫩绿的色彩，极为赏心悦目。不过1927年的春天，注定没有人会留意。

这一年一切都来得那么激烈，无论是贫民还是地主，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军阀土豪，都被一场又一场对抗吸引了全部的精力，甚至失去了生命。

当韶山银田寺3万群众愤恨地咒骂声、呼喊声，下七都团防局长、劣绅汤峻岩在几十根乱棍下发出的哀嚎声还在空中回荡时，板凳岭又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

“杀了恶霸张茂卿!”张茂卿其人，湘潭有名的“保产党”分子，既是大恶霸，又是湖南省警务处特务。

1927年4月中旬，他潜到韶山，妄图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探听情报，组织“保产党”，破坏农民运动。他窜到韶山不久，就被特别区第33乡的农民抓获。区农民协会决定就地公审、处决张茂卿。

这个决定得到县农协批准后，区农民协会立即准备了起来:公审台、控诉材料、标语、口号、传单、游行的高帽子等。

郭梓阁是组织者之一，他将祠堂的门取下搭成公审台，布置公审现场4月29日，公审大会举行。有了郭梓阁等人的细致准备，公审进行得很是顺利。

自卫队第一班班长蒋福祥手执明晃晃的马刀，处决了张茂卿。随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板凳岭出发，经郭家亭、杨林庙到瓦子坪，所到之处，农民激情高涨，欢呼雀跃。

此时的郭梓阁，心情也是万分激动，自从这年1月毛泽东又一次回到韶山，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公开加入到农民运动中来。

毛泽东在韶山短暂停留5天，期间他还特地找郭梓阁商量如何办好农会，并请郭出任司务长。郭梓阁对办农会深表支持，但对司务长一职却表示谦让。

毛泽东耐心地劝说郭发动募捐，筹集经费，办好农会。郭梓阁欣然同意，积极加入到发展扩大农会的工作中来。他还将苦心经营的南杂店的货物拿出来供农会兄弟享用。

韶山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赌、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

仅仅是2个月后，空气里弥漫起浓烈的血腥，灼人的太阳，杀红了眼的国民党兵，偏远的韶山冲无法避免大革命失败的恶果，农会被迫自动解散,共产党人被屠杀，连同情革命的群众也无法幸免，郭梓阁四处躲藏，匿居他乡。

直到几年后风声稍松，郭梓阁才回到家乡，继续经营起“福寿全”南杂店。经商有方的他，家境逐渐富裕，他用积蓄还置办了些田产。

1927年，是历史的转折，也是郭梓阁和毛泽东交往历史中难忘的一-年。这年的短暂相聚，却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辗转到了1952年，毛泽东才从他处听到郭梓阁的音信。这时的郭梓阁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按当时国家政策标准，被划为地主。李漱清、邹普勋上京见毛泽东，临行前,他们相邀郭梓阁一同去,郭梓阁因身体不佳未能同行。

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李漱清、邹普勋时，向他们询问郭梓阁的情况，“井湾里郭梓阁先生还在吗？”

李漱清回答说：“还在。只是家里搞绿了(韶山土话,意为家里穷了)。”

毛泽东很是惊讶：“怎么搞绿了？”

“被划为了地主。”

毛泽东又问：“他为什么不一起来呀？”

李漱清故意问道：“他是被管制的对象，还能来吗？”

“家里绿，这是必然的，因为他过去富裕。”毛泽东顿了顿，又说：“郭梓阁是个好人。”土改是一项全国性的大政策，涉及3亿多人口，毛泽东虽然挂心郭梓阁，但是对于他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一事，毛泽东不打算插手。

位尊从不泯民意，权大绝不循私情。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韶山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郭梓阁虽然被划为“地主”，但是并没有对政府心存怨恨。

李漱清从北京回乡，兴奋地向郭梓阁讲起毛泽东对他的评价。郭梓阁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知道毛泽东虽然身居高位却仍惦记着自己，深受感动。

但是当李漱清要他给毛泽东写信时，他对自己“地主”的身份心存顾虑，没法儿写也不想写，在热心的李漱清为他代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接到以郭梓阁名义写的这封信时，正是1952年12月26日一毛泽东生日这天。他看了信，十分高兴。几个月后，郭梓阁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信和200元钱。信上说：

在随后的几年里，郭梓阁贫病交加，一家人未能摆脱困境。得知情况后，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给郭梓阁写信予以慰问，同样寄来了生活费200元。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接见、宴请了许多父老乡亲。得知毛泽东回到韶山的消息，重病缠身的郭梓阁在家人的搀扶下，挣扎着赶到韶山冲，但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

过了十多天，韶山公社派人送来了请柬，请郭梓阁到韶山招待所吃饭。原来是毛泽东临走时交代，让韶山公社代自己办几桌，请那些因病或有事情未能赴宴的乡亲们。虽然颇有遗憾，但毛泽东如此周到，郭梓阁还是久久回味着。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经济陷入困难时期，郭梓阁生活无着。得知情况后，一直也在省吃俭用的毛泽东嘱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给郭梓阁写信，同时寄来了生活费200元。

无情岁月垂垂尽，1965年，郭梓阁病逝，时年76岁。得知消息，毛泽东又从北京寄来300元。

可从此，井湾里再也不会上演那动人的私塾故事，也再没有那样一个视毛泽东为亲兄弟、支持他革命的“好人”郭梓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