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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代孕来实现自己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一种
时间：2019-12-01来自：未知 点击：305
[attach]293629[/attach]导语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满一周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中，探讨了“开放代代孕”的可能性，一石激起千层浪。
[attach]293630[/attach]9日下午，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关于“代代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除了研究会成员外，现场还邀请了医生、人口专家、生殖学专家等各界人士，共同来探讨这个敏感而又颇有社会关注度的话题。
[b]代代孕放开面临诸多障碍[/b]
代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各方面的复杂问题，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代孕。
在我国，原卫生部曾在2001年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代孕技术。”
研讨会上，对于代代孕是否可以放开的问题，浙江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罗思荣教授首先发声。
客观上，的确存在‘代代孕’的社会需求，但法律上面临着很多障碍。
[attach]293631[/attach]罗思荣从法理层面，对“代代孕问题”进行了剖析。
他说，如果把代代孕作为一种合同关系，主体的认定就有很多问题。比如代代孕一方需要已婚还是未婚？若已婚，是否需要双方同意？再比如，代代孕过程中，代代孕妈妈反悔了，生育权与履行合同的义务之间起了冲突，怎么办？
“孩子一旦生下来，代代孕妈妈舍不得了，双方都要孩子，或是双方因为各自的原因都不要孩子，该由谁来承担父母的义务；代代孕过程中，一方离婚了，或者意外死亡了，又将涉及到一系列的继承问题。”
“技术上来说，代代孕很简单，但一旦放开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副所长侯公林教授说，“女性在代代孕过程中，生理、心理上的一切，哪怕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都在为做母亲作准备。代代孕妈妈全身心地准备好了，结果孩子不是她的，那么母亲究竟是谁？在我看来，代代孕一旦放开，将会是社会的倒退，甚至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
[b]现实中客观存在[/b]
[b]法律层面做好接应[/b]
法律上禁止，不等于现实中不存在。与会专家中，就有身边朋友想要孩子而不惜重金去国外物色代代孕妈妈的例子。
“既然现实中存在，那么法律层面，就要做好接应，把该管的管起来。”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欣说，比如打击性别鉴定，现在主要针对医务人员，那么需求的提出者和中介机构呢？“从处罚的角度来说，要更科学地规范惩处范围，把打击代代孕上升到刑法层面。”
[attach]293632[/attach]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燕丽在参会之前查阅了一些资料。
“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就明令禁止‘代代孕’，但这十几年间，地下产业却越来越兴盛了。一些资料显示，这些年来，不代孕不育人群的比例在提高。二胎放开之后，也面临着更大的实际需要。”
对于通过收养方式解决一部分需求的建议，李燕丽也做了了解。“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从登记在册开始，一路走来需要漫长地等待。而且成功收养到一个心智健全、哪怕是略有残疾但智力正常的孩子，也很不容易。”
因此，她建议可以结合法学和医学方面专家的意见，在我省做一些先行的探索和尝试，推动这些事情朝着有序管理的方向发展。
[b]是否可以“扎紧笼子”有条件地允许[/b]
2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表态，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柯直律师有不同的观点。
“每个政策的出台，都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人口生育新情况的出现，就是社会情势发生了变化，该调整的还是得调整，就像二胎政策一样。代代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随便放开，也不能完全堵死，可以有限制性地允许。当然，允许前提是：合乎伦理，且有法律依据。”
[attach]293633[/attach]不少与会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
“法律上不允许，但依然有探讨的余地。”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迪亚说，曾经就有当事人向自己打听，地下代代孕机构是否可靠，能不能去尝试。也有当事人，替人代代孕，而后又想通过法律手段来要回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苏迪亚建议，是否可以在医学部门特殊监管的条件下，通过签订特殊合同的方式来执行代代孕。
“将它装在一个‘笼子’里，但把‘笼子’扎紧。可以参考国外，引入一些志愿者机制，对于有偿性代代孕，严厉打击。”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师、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蒋瑛早在1989年就写过论文《生殖技术对家庭婚姻关系的挑战》。在她看来，中国人习惯于考虑男性血脉延续的问题，但代代孕的话题，需要更多地关注女性。“因为自己无法提供代孕育的场所，通过代代孕来实现自己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一种天赋人权？”
蒋瑛说：“其实可以类比器官移植，为代代孕也设置一些前提。比方说，双方原本就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受托方完全自愿。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诞生，这就需要通过法律层面来进行规制。”
[b]浙江普法 转载发布[/b]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满一周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中，探讨了“开放代代孕”的可能性，一石激起千层浪。
[attach]293630[/attach]9日下午，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关于“代代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除了研究会成员外，现场还邀请了医生、人口专家、生殖学专家等各界人士，共同来探讨这个敏感而又颇有社会关注度的话题。
[b]代代孕放开面临诸多障碍[/b]
代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各方面的复杂问题，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代孕。
在我国，原卫生部曾在2001年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代孕技术。”
研讨会上，对于代代孕是否可以放开的问题，浙江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罗思荣教授首先发声。
客观上，的确存在‘代代孕’的社会需求，但法律上面临着很多障碍。
[attach]293631[/attach]罗思荣从法理层面，对“代代孕问题”进行了剖析。
他说，如果把代代孕作为一种合同关系，主体的认定就有很多问题。比如代代孕一方需要已婚还是未婚？若已婚，是否需要双方同意？再比如，代代孕过程中，代代孕妈妈反悔了，生育权与履行合同的义务之间起了冲突，怎么办？
“孩子一旦生下来，代代孕妈妈舍不得了，双方都要孩子，或是双方因为各自的原因都不要孩子，该由谁来承担父母的义务；代代孕过程中，一方离婚了，或者意外死亡了，又将涉及到一系列的继承问题。”
“技术上来说，代代孕很简单，但一旦放开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副所长侯公林教授说，“女性在代代孕过程中，生理、心理上的一切，哪怕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都在为做母亲作准备。代代孕妈妈全身心地准备好了，结果孩子不是她的，那么母亲究竟是谁？在我看来，代代孕一旦放开，将会是社会的倒退，甚至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
[b]现实中客观存在[/b]
[b]法律层面做好接应[/b]
法律上禁止，不等于现实中不存在。与会专家中，就有身边朋友想要孩子而不惜重金去国外物色代代孕妈妈的例子。
“既然现实中存在，那么法律层面，就要做好接应，把该管的管起来。”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欣说，比如打击性别鉴定，现在主要针对医务人员，那么需求的提出者和中介机构呢？“从处罚的角度来说，要更科学地规范惩处范围，把打击代代孕上升到刑法层面。”
[attach]293632[/attach]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燕丽在参会之前查阅了一些资料。
“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就明令禁止‘代代孕’，但这十几年间，地下产业却越来越兴盛了。一些资料显示，这些年来，不代孕不育人群的比例在提高。二胎放开之后，也面临着更大的实际需要。”
对于通过收养方式解决一部分需求的建议，李燕丽也做了了解。“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从登记在册开始，一路走来需要漫长地等待。而且成功收养到一个心智健全、哪怕是略有残疾但智力正常的孩子，也很不容易。”
因此，她建议可以结合法学和医学方面专家的意见，在我省做一些先行的探索和尝试，推动这些事情朝着有序管理的方向发展。
[b]是否可以“扎紧笼子”有条件地允许[/b]
2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表态，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柯直律师有不同的观点。
“每个政策的出台，都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人口生育新情况的出现，就是社会情势发生了变化，该调整的还是得调整，就像二胎政策一样。代代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随便放开，也不能完全堵死，可以有限制性地允许。当然，允许前提是：合乎伦理，且有法律依据。”
[attach]293633[/attach]不少与会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
“法律上不允许，但依然有探讨的余地。”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迪亚说，曾经就有当事人向自己打听，地下代代孕机构是否可靠，能不能去尝试。也有当事人，替人代代孕，而后又想通过法律手段来要回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苏迪亚建议，是否可以在医学部门特殊监管的条件下，通过签订特殊合同的方式来执行代代孕。
“将它装在一个‘笼子’里，但把‘笼子’扎紧。可以参考国外，引入一些志愿者机制，对于有偿性代代孕，严厉打击。”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师、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蒋瑛早在1989年就写过论文《生殖技术对家庭婚姻关系的挑战》。在她看来，中国人习惯于考虑男性血脉延续的问题，但代代孕的话题，需要更多地关注女性。“因为自己无法提供代孕育的场所，通过代代孕来实现自己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一种天赋人权？”
蒋瑛说：“其实可以类比器官移植，为代代孕也设置一些前提。比方说，双方原本就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受托方完全自愿。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诞生，这就需要通过法律层面来进行规制。”
[b]浙江普法 转载发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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